一纸政令，牵动了无数人的神经，曾被认为贩卖焦虑“罪魁祸首”的教培行业，时下成了最为焦虑的一个。
　

自7月“双减”政策发布以来，作为受影响最大的校外培训机构，各地陆续出现破产倒闭的新闻，甚至关门跑路，老师工资要不回来，学生学费也无处可退，而培训机构从业者们纷纷“被”失业，或者转型寻求新出路。

“双减”政策下，教培机构是否真的就此躺平了呢？或许，日本同行的经验可以给国内从业者们一些借鉴。

文 | 林若惜

编 | Chris_guo

在崇尚学习的日本，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曾大力整治校外培训机构，以期改善本国的教育环境。而日本的校外培训机构在政府的多重治理下，其发展方向和教育理念也开始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公立教育的“干扰者”变成了“配合者”，走出了一条塾校合作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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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需求而生的“学习塾”

1977年，日本政府为减轻学生学习压力，开始推行“宽松教育”（类似我们的“减负”政策）模式，本意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但是公立学校的轻松教育状况和激烈的竞争升学考试存在矛盾，名校竞争局势激烈，反倒促使更多中小学生为进入名校而将校外空余时间投入到学习塾。

日本的培训机构被称为“学习塾”。第一批学习塾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前后，其中以成立于1918年的骏台塾、成立于1931年的 Z-KAI，以及成立于1933年的河合塾为代表，这些校外培训机构从开办之初，其经营目的就是辅助学生的升学考试。

只是当时只有富裕家庭才有能力投资于教育，让孩子去学习塾补习，这与中国的私塾教育颇为相似。没有大众参与的学习塾数量不多、发展缓慢。此时只是萌芽阶段。

二战之后，恢复期的日本高度重视教育，此时以升学和补习为目的的学习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社会需求量开始增加。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校教育的不足，因此教育部门并未对此作出过多干涉。

1949年6月，日本政府颁布了《社会教育法》，将青少年的校外教育明确归为社会教育，从法律上确认了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处于并列发展的地位。

由于学习塾此时规模并不庞大，并未引起政府足够重视，监管部门虽然存在，但是因为权责不明、盲目管理，导致监管“雷声大，雨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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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塾潮”愈演愈烈

20世纪60 年代，日本出现第一次“学习塾潮”。起因是日本人口激增带来升学竞争；政府更加重视教育，民众也急切地将希望寄托在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上。

此外，由于60年代末日本教学改革的影响，导致学校出现很多“掉队生”的问题，掉队生的补习需求推动了学习塾发展的浪潮，此时进入学习塾的学生数量呈现大规模增长，学习塾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这一时期被称为“乱塾时代”。

后来，日本政府为缓解这种局面而推行“宽松教育”，和升学压力的矛盾持续突出，导致了校外培训机构的快速发展。在1970-2000 年间，日本爆发了三次“学习塾潮”。

但是，该阶段日本教培市场非常分散，存在大量中小培训公司。担任学习塾讲师的人员可谓五花八门，除了教育从业者，还包括家庭主妇、业务员等。调查数据显示，当时的从业人员中，没有任何教育行业经验者占比达22.5%，这样的现象引发了家长的不满。

与此同时，为应对应试教育，一些大型机构所提供的教育完全以应试培训为主，教授内容单一且脱离生活。这不仅严重阻碍了学生的自由发展，也对日本学校教育产生了日益凸显的干扰作用。

这一现象，可以说与当下中国的教培市场颇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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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习塾”纳入教育体系，分类施策

80年代末，日本文部省出具的调查报告指出：过度参加学习塾，阻碍了中小学生对其他丰富生活的体验和参与，对其健康成长造成了不良影响。

1987年，日本文部省发布相关文件直批学习塾存在的种种弊端，并开始寻求改善方式。1988年，通商产业省牵头并协助学习塾行业成立社团法人全国学习塾协会（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机构），制定了多部“软性”规范，具体包括：制定行业的事业活动基准；评价学习塾的经营活动；对学习塾讲师进行培训和能力认证等。

此后，日本政府还陆续出台了多项政策，从不同层面对学习塾进行监管优化，逐渐建立起由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的严密规范的学习塾治理体系。

1999 年，日本文部省终身学习局正式将学习塾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纳入教育体系，学习塾分为以下三类，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以指导学生升学和参加各类考试为目标的“进学塾”

以辅导学生校内课程为内容的“补习塾”

以学校落后生为教学对象的“救济塾”

同时，学习塾教学方式灵活多样，可以班级式授课、讲座式授课、一对一辅导式授课、线上授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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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塾校合作”实现共生发展

2006年，随着日本“脱宽松主义”教育政策的实施，各学校纷纷把如何提高学生学历当作首要任务，开始采取与民间教育企业合作的手段实现这一目标。以日本大型连锁学习塾早稻田アカデミー（WASEDAACADEMY）为例，先后与多方展开合作，发挥大型学习塾的价值。

2005年6月起，早稻田アカデミー（WASEDAACADEMY）与港区教育委员会合作，以部分口碑较差中学的学生为对象，开设星期六特别辅导班，通过提高学生成绩来提升这些学校的社会评价，解决生源不足问题。

2012年，早稻田アカデミー（WASEDAACADEMY）与东京都足立区教育委员会合作，以家庭收入较低的中学三年级学生为对象。由该学习塾教师在星期六或暑假教授英语和数学，定员100名。委托费用为25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50万元），由区财政负担，学生免交学费。

另一个案例是，自2010年起，大阪府大东市与全国学习塾协会合作，委托该协会派遣教师，每星期六面向全市12所公立小学和8所公立中学的学生开设课余辅导班。市政府负担部分费用，学生家长缴纳少量学费，家庭经济困难者可免学费。

2013年，文部科学省规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学校与地方政府、民间企业三者合作的方式共同推进这项“星期六教育活动”，推荐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塾校合作进入高潮期。在社会角色上，学习塾也实现了从学校教育的“干扰者”到“配合者”的转变。

此外，除了学校与学习塾利用课余时间合作开展自愿参加的辅导课程，也有部分学校在教学课程中引进学习塾的教材和教学方法，或邀请学习塾教师与学校教师共同开发课程，或聘请学习塾教师承担教辅工作等。

事实上，我们的“双减”政策发布之后，也有很多人预测未来学校会开展更丰富的课外活动或者更专业的补习班，而日本塾校合作这一模式值得中国借鉴。

塾校合作的优势在于，政府提供保障，学校提供生源，培训机构提供服务。如此一来，家长焦虑会减少，学校压力会减轻，学生的补习需求能满足，培训机构的发展也得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