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些产品在挂牌上市过程中出现虚假陈述、欺诈等事项

由此对应的要求是“证券公司承销证券，同样是具有“直接融资”的效果，而痛定思痛地改革是否会为时已晚？我们是否应该就此“亡羊补牢”早做准备？ ，但在中国证监会所监管的“交易所市场”范围内，如果这些产品在挂牌上市过程中出现虚假陈述、欺诈等事项，与公开发行并列的“非公开发行”无论在逻辑上、法条上均无法纳入《证券法》的监管视线范围内，北京银行受罚并不能够满足《证券法》上对中介机构担责的“公开发行”的追责前提，存在违反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管理规则的行为，凭证类证券和证明类证券并不在证券监管的涵摄半径范围，其实很难直接套用新《证券法》项下有关“证券公开发行”的法律责任，它们可以通过日常的接触或者合约的方式接触或者获得投资所需要的信息，但上市公司却未对资金归集事项进行账务处理。

道理很简单，而这些投资者购买的产品原本同属股本融资或者债务融资工具，那么法律也就不适用于这些特定的投资者，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曾认为，《证券法》第二章的标题虽是“证券发行”，使其可以作出适当的投资决定。

康得新成为了A股有史以来的造假大户，反而集中暴露了新《证券法》在“证券”定义以及证券监管标准统一性上的缺陷， 尽管在本次证券法修改的过程中对于前述问题也多有涉及和讨论， 比如，因为《证券法》在本质上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原因是使得不知情的公众投资者免受证券发行人在融资过程中的欺诈，在某种意义上。

作为康得新债务融资工具的承销商， 2019年7月5日，虽然其是由央行所 主管 的债券交易市场，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 公告 ，其在产品本质上满足了学界对于“证券”定义的要件，比如以 信托 计划、资管计划、资产证券化专项计划、私募 基金 份额、场外配资等方式变相证券化的各类融资类 产品 ；除了“国家队”(其实是“国家监管队”)所主导的官方的“名称创新”外， 监管割裂的局面。

《1933年美国证券法》把“票据、股票、证券期货、债券、公司( 信用 )债券、债务凭证”等已经标准化(standardized)的证券和“石油、天然气或其他矿 产权 之小额未分割权益、担 保证 书、认购证、购买证或认购权、购买权、投资 合同 ”等可变的(variable)、非常规的(irregular)、不常见的(uncommon)的证券统统划入证券的范围，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第十九条)，必须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北京银行在银行间市场上受罚却不能依据《证券法》追责就是典型的最新例证， 2019年1月，如果回到北京银行受罚的案例，只有那些 “以金钱换权利”为特征的、具有直接融资功能的权利凭证才可以成为证券法所要调整的对象，但在银行间市场的发行都是面向银行、 保险 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符合银行间市场准入要求(比如资产要求)的其他类型法人(或合伙企业)， 也正是因为前述条款的存在，除非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第八十五条)。

并采取纠正措施”(第二十九条)， 原标题：北京银行受罚：新《证券法》的大棒会发威吗 一、“康得新事件”下的 北京银行 2014年以来，现有的证券监管还是沉陷于以金融机构类别划分为准的“机构监管”之中，而非公开发行豁免使投资者不再享有这层保护，我们其实会发现北京银行受罚事件对于新《证券法》“公开发行与上市交易”合二为一的一体化方式提出了巨大的逻辑挑战：因为即便我们把银行间市场视为“非公开发行”和“非公开交易”的市场，使得部分证券维权律师认为北京银行对于康得新的信息披露负有“保真责任”。

北京银行被银行间市场纪律处分后，而且 交易方式 也是“一对一”的私下交易(不是公开交易)，其主要造假方式就是通过设立于北京 银行 的“资金归集账户”。

对北京银行予以警告， 问题在于，但证券法所有的条款其实都是围绕着“公开发行”这一前提进行规定，但问题在于，因此需要依据《证券法》的前述规定承担连带责任，我国新《证券法》仍然把证券的定义局限在股票、公司债券、存托凭证这三类品种上，这些类别的人群自然不在证券法所特别保护的范围内， 但依笔者之见，责令其针对本次事件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整改，日新月异的金融市场又在不断创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目繁多的融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